光汇石油冀进驻内地各大港口

行政机关同行政行为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这也容易使行政机关遵守法律更为困难，而且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都必须通过行政机关执行。

也许我们会认为个体的理性力量可以保证个体的道德行为，但实际上个体的道德行为基本上是受特定文化熏陶而成。法律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建立在个人或群体主观任意上的，法律发展是可以预见的，这种预见是从历史中去瞻仰未来。

[1]在《法律与革命》这部著述中，伯尔曼还直言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西方人对法律的信仰正在消失，法律正在变得零碎、主观、更加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三、社会精神和法律的一般关系首先，社会精神决定法律的精神和内容。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宗教神学观基本上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主义。如何从整体上评价社会原子论和社会有机体论呢？弗兰克从社会哲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值得我们注意，他认为两种对社会本质的认识观点都是错误的，然而又同时有其正确性。就社会的存在本质的认识，历史上有两种对立的流派。

正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新情况，中国社会确有必要通过立法活动，通过吸收西方文化，引导一种适应新情况的社会精神的产生。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共产主义信念的激励下，中国社会保持了高度的内在凝聚力，中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体现出高度的道德风尚。与这种转变相适应，法律制度建设必须确立生态主义的思维方式，建立健全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法律机制，以维护人权和生态权的二元观作为通过法制建设达到社会和谐的媒介。

[30]比如怎样才能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法的数量必须适当，要能全面反映社会建设的需求。参见汝信主编：《迈向21世纪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2007年第110届国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175件法律、法律修正案或法律性文件，2006年第109届国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321件，2005年第109届国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161件，2004年第108届国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299件，2003年第108届国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199件，2002年第107届国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269件，2001年第107届国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108件，等等。

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法律制度构建不仅要考虑同一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要考虑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再经过一段时间，就可能逐步臻于比较先进的境况。21世纪将是制定法的时代，各国法律制度将以成文法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为特征，判例法将作为对成文法的一种适当补充和实际应用而协同发挥作用。[4]於兴中：《自由主义法律价值与法律全球化》，载朱景文主编：《法律与全球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地方立法数量不断膨胀不但直接影响了地方立法的质量，而且导致了重复立法增多，立法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法的数量不宜过多，法不能深入到不宜由法来调整的领域。[11]因此即便有充裕的时间条件，我们也难以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法律自然演进机制。这样的法律制度，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法律制度整体应当呈现一种动态的能力，具有能够随着社会条件而修正和发展的内在特性。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在于：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或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

美国法典的商业版一般比较庞大，含有对条文的注解，有200多册。美国自罗斯福实施新政大规模立法以来的80年间，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可谓多如牛毛。

这些问题是值得人们反思和探索的。比如在民商法方面，我们很难赶上有着深厚罗马法和民法典编纂传统的欧陆国家。

这一改变最终将导致在英美这两个国家中，制定法具有高于普通法的支配地位。[8]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政府推进型的立法来循序改良和变革我国社会中存在着的落后、低效、不利于实现人民幸福和普遍正义的旧体制。一则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帝制的集权国家，未曾形成过成熟发达的市民社会，法律历来是君主法随口出的治民之具，而从没有像在欧洲那样被看成是根据人民的意识或传统而形成的道德的自然补充与社会的重要基石之一。从具体数据看，邻国日本是亚洲各国中法制建设较为成熟的国家，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8年1月1日，日本现行有效的法的规模情况大体是：宪法和法律2058件，条约680件，立法机关命令（指议院规则、立法府各机关的规则等）27件，司法机关命令（指最高裁判所规则）142件，政令2788件，府省令3583件，其他行政机关的命令337件，其他形式的法（如救令、太政官布告等）188件，总计9803件。近现代中国社会孜孜以求的法治理想，是作为经济生活的必然需求而存在的，同时它所追求的精神和伦理价值体现于对人权的宣示和维护。[30]除了国家立法，在生态环境领域还要通过国际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必然趋势。

[34]张羽君，单位为北京大学。法的数量更不能不足，否则谈不上法治国家。

我国目前除台湾以外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49个较大的市，即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主体有80个，平均每个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所拥有的地方性法规不超过100件。[12]可见，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还是积极因素，都说明了政府推进型模式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环境法就更不是一种自我生成而是有赖于国家创设的法律制度了。因此法治发达国家未来法制建设的难点和重点将会是社会法和环境法领域。

那么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既要填补由于落后而产生的巨大空白，又要应对新世纪发展和危机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任务是相当繁重和艰巨的。[19]可见在法治发达国家，法是如何细致入微地调整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它已经无法独自作为一国主要法的形式来担当调整社会关系、应对社会新问题、全面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法律制度创设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24]另外，美国还有大量判例汇编，以每年三百五十卷的数量递增，法官们从中可以找到先例。实际上，三十年来我国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实践并已取得重大成果和进展的。

[6]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21世纪的背景下也大都注重政府在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主导作用，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和指导性。[32]我国法制建设的内容，在纵向的维度上还应当以自觉吸纳更多国际因素为重心，有节奏有条件地参与法律全球化的进程，在法律的层面上建立更多国际交往的平台，使未来中国法律发展与全球法律文明的通行规则相衔接，从而将我国的社会建设纳入全球网络和融入世界发展的大环境。

这一全球性问题亟待21世纪的人类去认真反思、对待和化解。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是我国社会建设中的最重大的问题，因此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其次，这样的立法战略还有可能改变我国整体法制建设落后的局面。当前我国有200余件法律和近600件行政法规，其中有很多需要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性的地方性法规，同时还有许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地方性事务需要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加以解决。[21] Facts About Germany, Cocietaets-Verlag, Frankfurt/Main, 1999, Seite 161.[22]参见英国制定法数据库The UK Statute Law Database。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正努力从人治的困境中走出来，法律正在确立其应有权威和发挥其基本功能，形式主义的自治型法治对于我们而言还很遥远。

另一个方面的伟大成就是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三种形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法律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的有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形式之分。

二则说明人们对现代法治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法还缺少认识和研究，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状况并非立法膨胀而是立法数量严重不足。这一主流代表了21世纪的时代特征之一，也就是以网络和信息革命为始端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空前快速的发展。

以联邦法律为例，近年来美国国会一般平均每年通过约200件法律、法律修正案或法律性文件，[23]这些法律的正式版本公布后由法律修改顾问办公室在一年之内编入美国法典。[28]参见黄文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法律发展》，载陈甦主编：《科学发展观与法制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